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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合组织报告肯定中国结构性改革成效
来源:经济日报发布时间:2017/6/27 浏览次数: 2706 次 [字体: 打印本稿 关闭]

经合组织报告肯定中国结构性改革成效——
效率增长就业充分成经济主动力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G20提交的首份《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》认为,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生产率增长及高水平就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,人均收入增速保持高位、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,通过“三证合一”“一站式”监督等“放管服”改革措施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,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

不久前,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向G20提交了首份《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》,并经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审议通过。《报告》认为,中国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,成效显著。

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展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为何能获得积极评价?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的原动力是什么?有关专家接受了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。

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。尽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,但增速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。

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,是靠资源的粗放投入,还是效率的提升?《报告》显示,2016年,以不变价购买力平价水平衡量的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比2007年金融危机前增长了约1倍。生产率增长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。

“生产率的提升,离不开制度变革、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。这三大‘发动机’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。

李佐军表示,近年来,中国改变了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挑战的方式,采取结构性改革的办法,有针对性地解决产业结构、区域结构、要素投入结构、排放结构、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,对生产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,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,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到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上来。近年来,处于转型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,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,激发了市场活力,带动了生产率的提升。

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看来,生产率的提升,离不开教育的投入、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的迁徙。

陈建奇分析说,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重要手段之一,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投入,已经通过立法将教育支出纳入法定支出,确保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%。与此同时,企业也在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力度,通过引进先进的设备,促进企业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。另外,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,劳动力等要素跨城市大规模流动加快,客观上也助推了生产率的提升。

“我国政府重视创新,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是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。”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说。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信息研究中心撰写的《“十二五”中国教育经费发展报告》,“十二五”时期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速达到了13.05%。其中,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年均增速14.78%,远高于同期年均7.9%的GDP增速。得益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,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,但人均收入依然保持较高增速。

就业形势保持稳定

近年来,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但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。2013年至2016年,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,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%左右。《报告》认为,高水平就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。

“持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稳定的就业形势,客观地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不断加强。”李昕说,在全球经济持续多年脆弱复苏,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抬头的背景下,就业形势总体平稳,是结构性改革措施的重要成果。

陈建奇认为,我国就业保持平稳,一是由于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,尤其是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创业大军,促进了就业增长。其次,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快速发展,不少传统行业出现“互联网+”或“+互联网”,引发新业态竞相迸发,对吸纳新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再次,服务业快速发展,增强了就业吸纳能力。

“就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”李佐军也表示,近年来我国就业保持总体稳定,主要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,加之一些新兴产业和新兴区域发展提速,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。此外,随着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持续推进,很多个体通过弹性就业的方式解决了就业。

“就业的增长也会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。最近几年,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但就业形势较好,居民收入稳步增长,消费保持较快增长,这又会对就业增长形成支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就业和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的。”卢锋说。

行业准入壁垒减少

《报告》指出,中国实施简政放权,特别是通过“三证合一”“一站式”监督等“放管服”改革,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,提高了市场总体效率与活力。

在李佐军看来,“放管服”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特别是通过推动政府自身改革,把权力下放给市场和地方政府,努力为企业、创业者等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有利于创新、更有利于释放活力的制度环境。

“政府的权力下放,就意味着市场主体权力的扩大,活动自由度的增加。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,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会不断提升,市场活力也会被进一步激发。”李佐军说。

“作为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口,‘放管服’改革将使政府职能进一步调整,并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。”陈建奇指出,近年来国务院推行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,通过自贸试验区探索行政审批等制度改革,企业办事更方便,证照办理时间大大缩减,市场准入门槛降低。

卢锋指出,“放管服”改革实现了政府的自我瘦身和合理化定位,可以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,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依靠“放管服”改革,可以使政府行为更合理,制度更有效,使体制改革的活力得到释放,更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。

李昕表示,2017年以来,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显著回升、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增加、城镇新增就业保持较高水平等,这些成绩与“放管服”改革密不可分。

结构性改革须再深化

《报告》在肯定G20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,认为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的力度。

“根据《报告》,纵向比较看,我国各领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善趋势,但从横向看,反映包容性增长的基尼系数、反映市场竞争的营商环境指标等部分指标仍落后于G20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。”李昕说,尽管我国在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的各项结构性指标不断改善,但各指标背后反映的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,结构性改革仍任重道远。

卢锋认为,中国还需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结构性改革。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,应科学界定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。从中长期看,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上,以改革寻求治本之策,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,使宏观经济能够尽快走出下行调整阶段,适应和引领新常态。

“去杠杆等改革将成为未来更加重要的内容,但不能因为要去杠杆而强行压缩债务,这种方式可能促使相关企业陷入经营困境,去杠杆应寻求新的手段。此外,降成本补短板的改革应着眼长远,着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。”陈建奇说。

“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改革,而不是结构调整。”李佐军建议,在改革中要把重心真正落到改革上,牢牢抓住制度性改革这一牛鼻子,抓住提高效率这一核心环节,努力依靠创新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。同时,要进一步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,在落实好“三去一降一补”五大重点任务的同时,加快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振兴实体经济、构建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等,加快改革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制度。此外,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通过完善法律、法规、体制机制等,让企业在结构性改革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。(林火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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